2025年以来，挪威食品价格创历史新高，工党政府在9月大选即将上演压力下推出了系列新措施，但囿于生产要素制约及长期的农业保护主义、市场寡头垄断等，解决食品价格畸高问题前景黯淡，引发政坛激辩。
一、挪威食品价格畸高现象进一步加剧
据挪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挪威食品杂货营业额达2300亿克朗，其中食品价格涨幅连续多年远超全国总体物价涨幅。2025年，挪威食品价格再创历史新高，多年持续畸高现象进一步加剧，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忧虑和争议。首相斯特勒近期在外国记者协会会议上承认，“部分食品杂货价格涨幅达两位数，远超当前不到3%的通胀率，价格涨幅之快前所未有。”
（一）关键品类价格刷新纪录。2025年5月，挪威食品类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8%，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均创三个月新高。其中，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价格涨幅达5.3%，显著高于4月的3.3%，在全球范围内也处于高位。面包、乳制品等基础食品价格涨幅显著，2025年一季度，面包、奶酪、黄油价格同比涨幅达31%、25%、37%。海产品价格飙升，三文鱼、帝王蟹价格较疫情前翻倍，真鳕出口价格较 2023年同期涨幅超81%，且预计年底可能进一步上涨。进口食品价格保持高位，涨幅已连续5个月超过国产食品。肉类和果蔬价格更是居高不下，蔬果价格涨幅同比超30%。
（二）民生压力日益增加。食品价格上涨直接冲击普通家庭消费，民生食品出现消费降级，居民被迫减少肉类、乳制品等高价消费，选择低价超市并精打细算，食品杂货占家庭支出占比持续攀升。据《日报》报道，一个挪威四口之家的年度食品账单在过去三年上涨了33%，2024涨幅尤为显著，家庭负担沉重。低收入群体食品贫困风险加剧，挪威政府面临日益增加的民生压力。然而，挪威与邻国食品价差显著，以黄瓜和西红柿为例，挪威售价通常为邻国瑞典售价的2倍和3倍左右，导致驱车前往瑞典跨境购买食品的消费群体日益庞大。
（三）产业链与出口受冲击。以海产品为例，挪威鳕鱼出口价格为中国批发市场的2倍以上，已引发境外市场需求下降，部分中国买家表示“亚洲无人能负担如此高价”。据挪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挪威鲜鳕鱼出口量下降18%，冷冻鳕鱼出口量下降22%，创十年新低。部分农产品加工企业因原料成本过高陷入“无利可图”困境，亏损倒闭时有发生。
二、深层次原因分析
挪威食品价格畸高现象是长期的、多种经济社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其背后折射出生产要素、经济政策、市场结构和全球供应链等深层次矛盾。
（一）主要生产要素制约。受寒冷气候及有限耕地等先天地理条件制约，挪威农业生产结构畸形。农业食品高度依赖畜牧业，种植业发展明显滞后，农产品自给率严重不足。根据经合组织数据显示，挪威食品自给率仅为45%，其中水果、谷物和蔬菜自给率分别仅为6%、21%和 46%，大部分依赖进口。挪威劳动力成本平均约为中国的15倍以上，在农业、物流及零售等人力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成本直接推高食品终端价格。挪威农业机械、化肥等生产资料也高度依赖进口，近年来挪威克朗贬值进一步增加进口成本。
（二）保护主义严重的农业政策体系。挪威将“粮食安全”视为福利国家的基础，农业产值被赋予粮食安全与农村人口生存的政治意义，政治共识型农业保护主义思想根深蒂固。挪威对进口农产品征收极端关税，平均关税达138%，其中动物产品、奶制品和谷物尤为严苛（如羊肉443%、牛肉344%、奶酪277%、菽麦193%）。这导致低价优质农产品难以进入市场,即使进口也因关税加成导致最终消费者价格畸高。挪威竞争管理局指出，高关税虽然保护农民，但也筑高了外国零售/批发商进入挪威市场的壁垒，间接保护了本国零售寡头。此外，挪威对农业长期高额补贴政策，导致农户60%以上收入来源依赖政府补贴。例如，2024年挪威农业预算中约40%资金用于直接补贴，包括生产补贴、运输补贴及休耕补偿，成本最终转嫁至消费者。
（三）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挪威食品杂货零售与批发市场呈现高度集中化特征。NorgesGruppen，Reitan Retail，Coop三大“垄断寡头”占据挪威95%的食品杂货市场份额，甚至同时控制批发和零售等供应链核心环节。此外，企业间缺乏有效竞争进一步加剧市场封闭，三大“寡头”长期存在“货架价格匹配”等违反《竞争法》的不当行为，实际价格趋同且利润丰厚（2024年NorgesGruppen利润达49亿克朗）。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议员卡斯基直指寡头垄断是食品价格危机主因，呼吁挪威政府效仿美国反垄断法措施，强行拆分三大“垄断寡头”，但面临巨大政治压力无法实施。
三、大选压力下的政府行动引发政坛激辩
在9月议会大选临近的背景下，解决食品价格畸高问题已成为挪威公众、媒体和政坛热议激辩的政治议题。
（一）面临大选压力，工党政府近期推出改善食品杂货市场竞争的新措施。一是责成挪威消费者管理局优先监管食品杂货零售商的定价行为，尤其是连锁超市的会员福利计划，确保食品杂货零售商为消费者提供清晰准确的商品价格信息；二是出台解除竞争对手开设店铺的禁令，并采取措施打击排他性租赁协议等反竞争行为，确保良好的零售商市场准入；三是审查修改《食品杂货行业供应链商业规范法案》，规范食品杂货行业商业行为；四是深入调查食品杂货产业链各环节参与者之间会计核算和职能分离的要求，进行必要有效监管，提高食品价值链的信息透明度。新措施发布后，首相斯特勒与贸工大臣米尔塞特专门召集三大零售寡头、批发商及主要生产商进行闭门磋商。斯特勒表示“降低食品价格的工作尚未结束”，“将努力确保有效竞争”。米尔塞特坦言“问题复杂且难以应对”,“目前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二）工党政府推出的上述新措施迅速引发新一轮政治激辩。保守党产业政策发言人阿斯特鲁普表示，“这只是一个新闻噱头，既不会给消费者带来更低的价格，也不会带来更多的选择。政府显然需要在选举前几个月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姿态，但这些不切实际的愿景对民众的钱包来说意义不大。”挪威企业联合会食品杂货行业总监惠斯特强烈批评政府处理食品价格和竞争问题的不当行为，称政府在未与食杂行业主要企业会谈前就提出新措施的做法是“混乱且民粹主义的竞选策略”。挪威消费者委员会主席布莱维斯特表示，“政府提出的新措施有助于加强市场竞争，但需要更具体有力的提案。”
面对欧洲地缘政治冲突和美国单边关税政策的威胁，特别是受根深蒂固的保护主义思潮和强大的食品批发零售业寡头、农业既得利益集团影响，挪威政府推出的仅针对流通环节的竞争机制措施，回避了农业补贴与关税壁垒等核心矛盾，解决食品价格畸高问题恐难见效。